平潭创新论坛暨创业合作对接会 将于8日举行
二是春节在2月下旬，出口厂商在节前抓紧生产和出口。
于是我们三人乘洋轮，沿江而上， 至汉口转乘小船最后到达长沙，投奔湖南大学任教的姨父和干爹处。当然， 冯玉祥的女婿罗元铮早在1948年就在列宁格勒学习经济学，他应该算是第一个。
经过了考试和政治审查、制装后，于1951年10月到了莫斯科。每个人讲话都有立场，是站在财富的立场、资本的立场，还是站在劳动的立场？界线划得很清楚。【桁林】您是怎么离开南开、又到了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呢？ 【刘老】从南开到中央研究院是陈岱老介绍的，陈岱老写了推荐信。中央一直到现在仍然采取双稳健的中性政策，没有大的改变。反对我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在主流媒体上 很有力量。
我由于登记得比较晚，到了四、五月间才到江北县四川中学报到，后来四川中学改为国立二中。事实证明，不正视通货膨胀会惹大祸。东亚的情况稍好一些，但仍然还在困境中挣扎。
压缩的政府开支只能使经济更加萎缩。这些经济学家往往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广泛了解，他们可能对这个国家的五星级饭店比对分布在乡下的村庄拥有更多的了解。然而，那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计划要进行的。如果我在政府工作期间学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那些专家意见看起来会起最大作用的领域，公开性是最重要的。
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欢迎更多的监督，他们的愚蠢可能会变得更明显，也会更早被发现。上一轮经济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拉丁美洲。
这篇文章就属于专家的质疑。今天，俄罗斯仍然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者认为，这次衰退的结束证明了这个机构政策的有效性。在泰国，这种短期资本的流入带来了一场不可持续的房地产经济泡沫。
当聪明人自我封闭起来，听不到外部批评和建议时，他们往往会做出愚蠢的事情。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选用模型的过时以及脱离实际的程度，令我一次又一次地惊愕。因此，在1997年末吉隆坡召开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我发表了一个世界银行精心准备的声明：我认为过度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社会和政治动乱。公开讨论本来可以提出一些深刻而又没有引起美国媒体注意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推行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动荡？譬如，1993年，美国财政部不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反对，在韩国推行了自由化。
当然，从名义上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强制实施什么，只是谈判接受援助的条件。于是我开始游说改变这种政策。
当危机蔓延到印度尼西亚时，我更加担心了。他们所讲的语言只有极少数公民能够理解，而且几乎没有政策制定者愿意进行翻译。
较高的石油价格和长期被抵制的卢布贬值，帮助它重新获得了一些（反弹的）基础。由于不对保障一个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通过使资本在俄罗斯的流入和流出变得更为容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为寡头们的掠夺打好了基础。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那里，从当时一直到现在，还在经济泥潭里挣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只是使东亚的衰退更深、持续时间更长并且情况更严重。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聪明人没有采用聪明的经济学。克鲁格曼和我对这些政策的谴责。
1999年夏天，我在中国就电信行业的竞争政策作过一个讲座，听众中至少有三位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和西方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有同样的水平。但是，难道有其他办法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吗？在一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里，产出下降了16％或者更多。
无怪乎反美主义（浪潮）像野火一样蔓延开了。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曾经担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教授以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后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经营副主管。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关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两种经济学派。今天的经济政策也许是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互往来中最重要的部分。
康德苏，重复了他在其他公共场合讲过的观点：正如墨西哥所经历过的一样，东亚必须从磨砺中成长起来。这个学派强调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从保障合同执行的法律框架到保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管制结构。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正如这些资本突然流入一样，它们也突然流出了。
当我在白宫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我们集中所有的精力去预计经济在将来的走向，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今天应该推荐什么政策。这些工作小组因为在出发前就拟好报告的草稿而著名。
我们都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好的经济学家就是要知道那些普遍真理并且能超越眼前的那些使真理变得模糊的事实和细节。
但他们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他们事实上只是实施了适中的政策。
在泰国，政府已经实现如此之大的盈余，导致在更需要的教育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不足。世界银行新的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种族分裂的国家，经济衰退会导致各种社会和治政动乱。在这种情况下，我担心，紧缩政策无法复苏东亚经济——会把他们推入衰退甚至萧条。随后，在1998年春季和夏季，危机蔓延到了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国家——俄罗斯。
这些变化带来了大量短期资本——与投资于类似于工厂等项目的长期资本不同，这种资本总追求在第二天、第二个星期或者第二个月获得最高回报。费西尔（StanleyFisher）谈了我的看法。
用我的分析去说服世界银行的人们是容易的，然而，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意几乎不可能。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巨大的权力授予了那些相信会把市场福音带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人们。
高利率会摧毁高负债的东亚地区企业，导致更多的破产和坏债（default）。与拉丁美洲国家不同，东亚国家本来已经实现了预算盈余。
